抗战那会儿，咱们贵州，说起来是个遥远地方。山多，地偏全国前三配资，搁现在讲叫“内陆腹地”。可偏偏是这个山高路远的地儿，撑起了全民族抗战的一片天。你若翻开地图看，贵州像个楔子，稳稳扎在西南，上面是重庆，下面是广西，左边云南，右边湖南。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历来被视为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”的地方，成了救命的退路，也成了反攻的前哨。
一九三七年往后，中国半壁江山沦陷，人像潮水一样往西涌。贵州，就那样默默敞开了怀。来的不只是兵，不只是官，是成千上万拖家带口的老百姓，是书声琅琅的学堂，是藏着国宝的箱笼，是断了胳膊少了腿的伤兵。贵州人自己吃着苞谷饭，把米省下来，叫“军粮”；自己穿着草鞋，把钱捐出来，叫“献金”；自己家的男儿，一个个名字写在征兵册上，头也不回就出了山关。
我记得有数字，冷冰冰的，但压手：六十四万贵州子弟上了前线。那时候全省人口多少？一千万上下。等于一百个人里，走出六个多汉子。他们有的跟着八路军、新四军钻进了敌后，山沟里打游击；更多的，整师整师地开赴正面战场。台儿庄、长沙、武汉、淞沪……这些地名，今天课本里读来是历史，当年可是血肉磨盘。黔军出的102师，出去时九千多人，几场恶仗打下来，剩下不足一千。人像秋收时的谷个子，一茬一茬倒下去。你说为了啥？就为“不当亡国奴”五个字。这五个字，在太平年月轻飘飘，在刺刀面前，字字千斤重。
仗在前头打，后头这根“腰带”就得勒紧。贵州这腰带，是牛皮做的，韧。全省一千二百万人次被征去修路，那是真用肩膀扛，用脊背顶。晴隆那二十四道拐，如今是风景，当年是命脉。国际援华的物资，从缅甸过来，到云南，就得靠这条路吭哧吭哧运到贵阳，再转到重庆，转到前线。四十五万吨物资，一天三千多辆汽车，就在那悬崖边上盘旋。路底下，埋着不少失事车辆的残骸，也睡着累死、摔死的民工。他们没名字，只有个统称：“民夫”。
学生也来了。浙大搬到了遵义、湄潭，一待七年。竺可桢校长领着教授学生，在祠堂里上课，在煤油灯下做实验。你猜怎么着？那七年，被浙大人称为“最光辉的七年”。李政道、程开甲那些后来响当当的名字，就是在那山沟沟里打下了底子。文化人来了，茅盾、巴金、徐悲鸿，从贵州的山路上一路颠簸过去，心是定的，因为知道文化没断，血脉就断不了。连故宫的国宝，上千件书画精品，都秘密运到了安顺一个叫华严洞的山洞里，一藏就是六年。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炸了北平、南京，中国文化的魂，有一部分正安安稳稳地睡在贵州的溶洞里。
难民像秋天的落叶，一片片飘来。七十万人，贵州全收下了。各地设收容所，发点稀饭，找间破屋，就算安了家。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搬到了贵阳图云关，那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。外国医生也来了，西班牙的，英国的，波兰的，和中国医生一起，救活了十几万伤兵。人道的亮光，在战火纷飞里，显得格外刺眼，也格外温暖。
贵州自己，也挨了炸。从一九三八年到四四年，日本人的飞机来了三十八次，扔了六百多枚炸弹。贵阳最惨，三九年二月四号，十八架飞机冲着市中心就下了“蛋”。一条条街成了火海，死伤两千多人。那是贵州人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见，战争不是远方的事，它就炸在自家屋檐上。仇恨的种子，就这么埋进了土里。
最险的一回，是四四年冬天，日本人从广西打过来了，一直捅到了独山、荔波。这叫“黔南事变”。眼看就要进贵州腹地，威胁重庆。那是真急了，正规军、地方民团、老百姓，拿土枪的，扛大刀的，甚至举着锄头的，都扑上去了。就在黔南的山卡卡里，硬是把日本人的势头给摁住了。没让鬼子再北上一步。这一摁，屏护了重庆，也屏护了最后的那点希望。
仗打了十四年，贵州死了五万多人，伤了更多。财产损失算不清，那是一代人的家底。但你若问值不值？看看那些回来的人，那些保住的学校、文物，那些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，答案就在山里回荡着。
贵州人憨厚，话不多，做事实在。抗战那么大的事，他们没说啥豪言壮语，就是闷头做。出人，出粮，修路，收容，转运。像山里的石头，一块块不起眼，垒起来，就是一道长城。这道长城，不在北方的平原上，它在西南的云贵高原上，在每一个节衣缩食的家庭里，在每一个走上战场的青年背影里，在每一声为伤兵换药时的叹息里，在每一条为运物资而开凿的拐弯里。
今天，我们过好日子了，高速公路穿山越岭，高铁呼啸而过。二十四道拐成了旅游打卡点，浙大旧址立着纪念碑，黄果树瀑布前当年中美官兵的合影已经泛黄。历史似乎远了。但当你站在贵阳街头，或者贵州任何一个县城的老巷口，恍惚间，也许还能听见当年的脚步声、车鸣声、读书声、还有那一声声坚定的：“不当亡国奴！”
那不是别人的历史，那是咱们贵州人的根骨。一种在绝境里勒紧裤腰带、挺直脊梁骨的劲儿。这劲儿，平时藏在山水里，藏在酸汤鱼的烟火气里，一旦需要，它就能顶天立地。抗战胜利八十年了，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，值得被记住，也配得上所有的骄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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